时间：2025-08-04
简介：心脏病可谓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它也是全球第一大致死的原因。本期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相关领域的优秀医学工作者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视频下载] [访谈实录] [返回视频]

百度 文章导读：我是反对取消限购的。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访谈，我是主持人李丹。那现在咱们说了很多的热门话题，除了“互联网+”，那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也被很多人看好，是未来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

那说起来这个疾病，心脏病可谓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它也是全球第一大致死的原因。那本期演播室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四位相关领域的优秀的医学工作者，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心脏病。那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极先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外科系统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巍先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郭应强先生，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微创心血管外科主任魏来先生。欢迎四位嘉宾来到中国访谈，那首先跟广大的网友先打个招呼。

?张极：中国网的网友好。

?王巍：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郭应强：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魏来：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网做客。

中国网：根据数字显示，我国每年新增了20多万的瓣膜病患者，但是每年能够接受手术的患者仅为三万到五万人。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就医的环境和趋势，那四位作为相关专业的从业者对此有什么切身的体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巍：中国的心脏外科实际上是相对于其他很多专科来讲是一个落后的专科，我们中国心脏外科每年，就全国范围一年能实施的心脏外科手术可能就在20万到21万左右，这个数字远远满足不了14亿人口的医疗需求。美国大概一年只做冠状动脉搭桥可能就在30万到40万，所以我们是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每年新增瓣膜病人是20万，占我们的人口比例并不多，但是我们每年的手术能力才三到五万，四万左右。所以每年积累起来的病人就很多，大概我们目前国内需要得到治疗的瓣膜病人可能在500万左右。所以我们的这个差距，这个gap是很大的。

郭应强：咱们国家的瓣膜病患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年纪都比较轻，那现在数据统计的话，咱们中国的瓣膜病的平均年龄就是50岁左右。那这里面有很多种的因素，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医疗能力不能给这么多的患者提供治疗，只能给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治疗意愿非常强烈或者说有非常好条件的患者来进行治疗。

而至于一些年龄特别大，或者说是身体状况特别差的病人，那这些病人的话在现有这种有限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往往的话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及时的治疗。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国家现在总体接受治疗患者平均年龄比较低的一个因素之一。如果有更好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更多的高龄，然后身体状况很差的病人也能够接受手术的话，这样的话对我们国民的一个总体健康状况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

魏来：我就接着刚才郭应强主任的话和王巍主任的一些分析，因为从中国和美国的瓣膜病的发病情况来看，中国现在这个瓣膜病的平均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瓣膜病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而中国必然是这么一个趋势，随着中国的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快，今后一定是这么一个趋势。

而事实上老年病人外科医生会接受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老年病人合并多种器官的功能性障碍，为这部分病人去做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死亡率都会明显的提高，这一部分病人接受手术的，无论是从病人和家庭本身的意愿去考虑，他们也很难接受这么一个风险，包括从医疗机构，从外科医生的角度去考虑，也会觉得这个风险比较高，而可能去避免对这部分病人进行手术。因此，这也是新增病人和我们每年能够接受病人进行这个手术之间有如此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去解决这个矛盾，也是所有的医疗从业者，特别是心外科医生需要去考虑，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张极：结合三位专家讲的确实是我们瓣膜病的发生率和我们能够做手术的手术量差距很大，这不单是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国家也是同样。远远达不到临床需求，不单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就像魏教授讲的，我们的病人趋向老年化，然后其他的器官功能都在逐渐的衰竭。很多病人给一个数字，大概在50%到75%的病人可能接受不了现在的开胸手术的治疗。所以就给我们一些新的医疗手段提出了一个挑战，那也就是现在我发明的这个东西的根源所在。

另外，就是各个国家都在提倡医疗体制改革，为了医疗体制节省资金。另外还要提高我们的医疗质量，这样也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医疗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网：那刚才听四位嘉宾介绍，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首先他的年龄比较年轻，比起来国外的70岁，那其实咱们已经提前了十几年了。那另外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心脏病患者，他们在接受手术的时候会面临更高的一个风险。那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另外，我相信很多网友也想了解说，在传统的治疗方式中存在着哪些弊端，请四位分别为我们介绍一下。

王巍：这个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中国这个瓣膜病的病人，中国的这个疾病，瓣膜病发生的地域性比较强。实际上在西南，中国的西南的瓣膜病发病率是很高的。我记的1989年我们去云南，从个旧走到西双版纳这一路，就是随便我们在路上，路人听听，大概百分之五六十人都有瓣膜病，都有杂音。相当多，因为他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潮湿、阴冷、感冒特别多，这种链球菌感染很多。相对来讲，北方的瓣膜病的发病率要比我们西南要低。

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国，不要说中国，就是欧洲，欧美，它最高能够得到的治疗也就70%或者说50%，有一半左右的病人也是得不到治疗的。这里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医疗覆盖不够，一个是病人的意愿。因为心脏这个器官它是个肌肉器官，肌性器官，他代偿能力很强，他在初期的时候或者说到中期的时候他都没有自我感觉，他觉得自我感觉挺好，不需要治。

等他有了感觉，特别是主动脉瓣膜病变，他有了那个感觉，那个时候病情已经很重了，手术的风险又很高，他就拖的时间会很长。这样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医疗覆盖差，医疗能力有限，每年就会遗留了很大一批病人得不到治疗的，当他出现了心衰，需要治疗的时候可能年龄也大了，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不好了，要承受我们常规的体外循环手术可能风险就会很高。这个器械的出现为这一部分不能得到常规体外循环下，心脏外科手术，开心手术，瓣膜替换的病人，给了他一个希望。

郭应强：其实怎么说，从咱们心脏外科来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室，从全球第一例成功的心脏外科手术是1953年，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六十多年，七十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心脏外科手术会这么年轻呢？是因为这个领域要去敢于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技术的支撑，有很高的风险。所以其实心脏外科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以来，它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刚才王主任谈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心脏病也不能得到有效治疗的原因之一所在。

另外的话就是那样的，常规的心脏外科手术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开膛破肚的，我想老百姓一聊起心脏外科手术以来就是觉得这个手术是怎么怎么样的，风险很高，然后甚至有一些画面是非常血腥的一个画面。那这是早期心脏外科的一个治疗手术，治疗的一个方式。那随着大家对创伤要求越来越小的这种希望，然后提高手术的效果，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降低它的风险的角度来讲，心脏外科的发展事实上是从最开始的开胸手术，叫做直视开胸手术往微创的方向发展。大概到了八十年代左右的话，那种小切口微创的一些手术就开始出现。

当时这种手术的出现只是减少了这种切口的大小或者说一些骨性，一些骨骼损伤的一个程度。但实际上心脏外科最根本的损伤在哪里？就是我们需要把心脏停下来，然后需要心脏完全无血化的情况下来进行操作，这就需要体外循环来支持。而体外循环的话，它跟我们生理状况的循环是不一样的。由体外循环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全身的一种损伤或者炎性反应，导致的这种损伤是比我们这种切口大小的改变有更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觉得到了2000年左右，然后逐渐更进一步的微创化心脏外科手术的发展，就是把体外循环这个创伤因素进一步的去除掉，就是所谓的非体外循环下的心脏外科手术。无论是从冠心病，尤其是咱们的瓣膜病开始，就开始了这种介入技术下瓣膜手术的修复也好，置换也好。所以说从传统的手术和现在的手术来讲，它是逐渐从一个很大的创伤回归真正的微创化方向的发展。这样子的目的就是让创伤更小，让安全性更高，让更多的患者觉得不再血腥，然后可以从他的观念上来讲能够更多的接受咱们心脏外科手术，让更多的患者也得到治疗。

另外一方面，从我们心脏外科的角度来讲，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是让我们所面临的这种工作，更小的风险，然后有更好的效果，让更多的病人能够接受这个手术。

魏来：刚才主持人谈到中国瓣膜病人接受这个手术的平均年龄大概在50多岁，西方国家大概在70岁甚至更高。其实，因为我从上海来，上海可能是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区域，中东部区域。我们现在也已经观察到起码在中东部的区域，这个趋势有越来越西方化发病的一个年龄和病种。十年以前或者更多年以前，我们碰到的也都主要是风湿性的瓣膜病人，这部分病人往往从40岁左右就开始有很严重的症状，不得不到医院来求治，接受手术。

但是现在的风湿性瓣膜病的发病率已经在东部地区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退行性的瓣膜病，特别是主动脉瓣的狭窄这种退行性的瓣膜病的发病越来越高。老百姓也开始慢慢的通过各种的渠道掌握了更多的医疗知识，很多70多岁，甚至80岁的病人也经常到我们门诊上来进行求治。他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各种讯息。老百姓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自己的延长寿命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高，这个也就给外科医生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挑战。

我们经常在思考，如何能够将十年以前的四五十岁的病人，这么低的一个死亡率，手术死亡率，这么一个安全性，能够copy到我们七八十岁的病人，这部分年龄组的病人心肺，甚至脑、肝脏等等、肾脏这些重要的器官都是处于一个功能衰退的阶段。但是他们对于生存，对于延长寿命的这个要求又越来越高。

经常有8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问我，我如果做了这个手术以后，是不是能够活到100岁。所以如何能够满足这部分病人对于生的这个渴望，对于生活质量提高的这种渴望，一定是今后中国的医生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提高我们的医疗质量，也需要通过全社会各个行业，包括医疗设备的提供商，包括政府部门的支持等等各种方面来共同努力，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病人的需要。

张极：随着人口的老年化和病人及我们的专家们对手术效果的要求的提高，作为我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出身的发明人。所以就这样产生了更高的要求来发明一种东西，来满足我们的社会需求。所以J-Valve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把手术简单化，不需要开胸，也不需要体外循环，能够大大缩短手术时间，然后保证手术质量。这样可以使老年人、危重病人与过去不能承受手术风险的病人得到救治。这样给医疗不单是病人，同时给社会医疗也提供了节省资金的先决条件。因为从社会上来讲，这些老年病人不能被救治，不等于他不花钱，不等于我们的社会医疗体制不给他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每年大概在中国要花十到二十万的医药消费来解决他的心衰，因为大家知道，心衰是世界上第一杀手，所以这样的病人要得到救治，最好的方法还是用这种微创的手术方式，一下把瓣膜的问题解决。

中国网：刚才几位嘉宾也介绍到了，那现在的很多患者也对咱们的医疗技术包括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刚刚张总提到了J-Valve这么一个产品，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J-Valve是什么？

张极：J-Valve是一种新的介入瓣膜，我先把这个瓣膜的历史简单介绍一下。自从一九五几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人工心脏瓣膜，一直到现在也是一个主要的瓣膜治疗手段。这种人工心脏瓣膜主要是要通过心脏要开胸，要把心脏打开，然后用外科的方式一针一线的把这个瓣膜缝进去。

当然再细一点的这种心脏外科的瓣膜分为机械瓣和生物瓣，那么后来自从1999年开始就出现了介入瓣膜，这种介入瓣膜实际上是生物瓣膜的一种延伸。那么这种瓣膜是它可以缩小，然后到人体内可以恢复它原来设计的形状。这样达到一种不开胸，不用体外循环的方式来把这个瓣膜替换。那么首先这样就对危重病人就有了一线福音。

但是这个技术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为由于它技术的局限性，因为它需要不同的定位方式。那么这样就产生了从技术上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过去的这种介入瓣膜大多只能治疗主动脉瓣疾病里的一个病，叫主动脉瓣狭窄，他们不能治疗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另外它还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和脑部并发症和瓣周漏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并不能够十分满意的来达到我们的临床需要，病人的要求及医生的要求。

结合这些弊病，我们呢，从临床工作中发现的这些，所以发明了J-Valve，J-Valve是一种相对于像傻瓜照相机一样的有自动定位装置的一种介入瓣膜。它能够找到心脏主动脉根部的解剖结构，使植入的瓣膜比较容易的达到它应该达到的位置，给手术操作带来了方便，同时也保证了手术质量，减少了并发症，从此有可能在将来代替开胸手术。

中国网：那听完张总的介绍，我们对于J-Valve这款产品有了大致的了解，想请问三位专家在临床实践当中已经在运用J-Valve，运用它的这个感受是什么？三位分别为我们介绍一下。

王巍：说到这款产品呢，不得不说，实际上从2002年第一个这个介入的主动脉瓣膜应用在人体上，在法国成功。自从这个以后，介入瓣膜就在欧洲先兴起了一阵风暴。后来到了美国，现在全世界接受介入瓣膜治疗的主动脉瓣病变的病人已经超过了30万。中国相对比较晚，中国是在2009年才刚刚开始有产品引进中国。但是我们中国都是在临床实验阶段。

以往的产品就像刚才张总讲的似的，它只能针对主动脉瓣病变里的以狭窄为主的病变来治疗，不能用于单纯的关闭不全，那有什么区别呢？狭窄的病人，所谓狭窄的病人就是说它这个主动脉瓣环的钙化很厉害就像我们一个门框似的，这个门必须得装在门框上，它因为得有个硬的支撑才行，没有这门框这门没地待。

所以它这款产品就是说我不管你有没有，我不完全借助于你一个硬支撑来支撑这个瓣膜，所以它可以在没有钙化的病也可以用。所以它既可以治疗关闭不全的，也可以治疗狭窄的，这是它的优势。从我们做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我们大概有接近一半的病人是关闭不全的，这跟以往的别的产品不一样。而且呢给我自己的感觉装在这些关闭不全为主的，单纯关闭不全的病人这个更容易，它不需要扩张，它省去了很多步骤，而且这个瓣周漏发生的也很少。

郭应强：这个J-Valve的话是从2014年3月份开始首次在中国患者身上进行植入，那这也是我们三家单位，从华西然后上海中山和阜外，咱们三家医院一起来做的一个全国的一个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像临床试验我们并不是把病人当作实验品来做，因为这个实验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然后从团队到我们主刀医生整个的培训，都进行了一个严格的规范以后。然后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快三年的时间了。

那我来谈这个瓣膜本身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瓣膜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全球众多的这种介入瓣膜里面我认为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瓣膜。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在心脏外科创新性产品当中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成果。因为以前很少有咱们自己做的东西，能让国外顶级的这种医生那么感兴趣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础研发科技实力的发展，同时也代表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尤其在心脏外科新产品的发明和创造方面，对我们整个全人类这个主动脉瓣病变的需求方面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魏来：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了瓣膜的一个历史，那么介入瓣膜是从2002年世界上第一例开始的。从2002年以后就是在全球有非常多的公司集中各种资源，去开发各种各样款式的介入瓣膜。但是目前为止，所有的能够就是进入商品化应用的，或者是进入临床试验的这些国外大公司的介入瓣膜，都只能适用于主动脉瓣狭窄。为什么国外的这个产品现在只能做狭窄的病人？是因为关闭不全的病人更难定位。

我曾经检索过国外的一些文章，刚才王主任谈到在全球现在已经进行了超过30万例介入瓣膜，介入主动脉瓣的临床应用。但是在去年我检索一篇文章，现在国际上面最大样本的一篇介绍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介入瓣膜，一共才43例。

但是自从2014年，J-Valve投入中国药监局注册的临床实验以后，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40例的，大概在46例关闭不全的病人。所以从这个46例的结果来看效果非常的满意，其中我自己也进行了大概十到二十例的关闭不全病人的操作，觉得非常容易的定位。甚至效果比狭窄的病人，比我们传统开胸的病人最后达到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还要满意。由此可见，J-Valve这个瓣膜确实是有它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这个在国际上面是没有的，是完全具有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医生到中国来学习，来观察，甚至是邀请中国的医生到国外去帮助他们来开展这个产品的植入。现在的这个产品也已经开始进入国外主流的，欧洲、美国、加拿大，开始进入一些临床推广的一些过程。为什么国外的这些医疗监管机构能够这么快速的，能够接受这个产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王巍：我补充一个。

中国网：好。

王巍：说到了这个瓣膜的临床应用过程，就是刚才郭主任讲了，进入临床之前做了大量临床前期的工作，包括在动物身上的工作，包括在动物身上做人员的技术培训，这是我跟张总大概在2008年开始，他给我介绍这个瓣膜，当时我，感觉到眼睛一亮，说还能有这么一个东西，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从动物实验，就是我们在国内做的动物实验，以至于包括我们做的人员培训，以至于最后我们做临床实验，真正在病人身上做，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介入主动脉瓣膜是没有外国人参与的。就是其他的瓣膜在临床实验或者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都有国外的很有经验的这些人来帮他们来做，而我们这个瓣膜完全是我们国内自己的医生在做，这两个意义，就是说明两个问题。一个这个的操作没有人有经验，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学习曲线相对于来讲比他们要简单的多。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定位上，在这个准确度上，在它释放的容易度上都比其他的瓣膜有优势。

中国网：好，那刚才几位，三位专家在他们的临床实践当中都给予了J-Valve这款产品极大的认可，他们并且得到了国际上一些专家的认可，那您作为J-Valve的发明人，您这款产品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张极：J-Valve的设计理念有几个方面，第一我从事临床工作大概有30多年，然后从事这个医疗器械开发的顾问或者是直接参与大概也有15年以上。我的理念是在医疗器械上的成功发明，首先要摆脱使用者的意念。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医疗器械应该是自动的，应该不受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医生很忙，医生可以几天不睡觉，很累。也可能有高兴的时候明天要休息或者是更好的情况，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在这个情绪变化过程当中，不会影响使用器械造成的一些偏差。其实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相当于或者相当于我们开车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会讲到，困了不要开车，喝酒不要开车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一个好的医疗器械能够很稳定的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够达到一个标准结果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面对心脏是一个运动的物体，那么对于一个运动的物体，你发明的东西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呢是让这个运动的物体不动，再一个就是和这个运动的物体同时一起动。不动呢在心脏上似乎有点困难，你即使不动也不能太长时间，不然的话人就不行。那么唯一留下的就是和这个物体一起动，所以J-Valve就是发明了一个东西首先和心脏里的解剖结构连到一起。

它和心脏一起动，那么瓣膜呢，输送瓣膜沿着这个定位的装置呢，自动把瓣膜送到它该去的地方，也不受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自动的到那个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怎么实现这个瓣膜。大家可以看到图像，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植入器，把这个瓣膜送到这个植入器里面，然后第一有这个定位键打开，然后瓣膜去了它相应的位置，然后再打开。这样在手术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分钟，甚至于有最快好像一分多钟就完成了这个手术，从这个植入器进入心脏到出心脏只有一分多钟，所以这个意义是极大的。

中国网：我知道张总您是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那为什么会想到现在回到国内，并且把J-Valve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回馈给国内，然后应用到实践当中。

张极：我觉得这个产品来到中国首先要感谢中国的政治气候，我们中国鼓励创新，而且向国外引进人才。我来到中国也是通过苏州政府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去招商引资这样才了解的工业园区和苏州吴江经济开发区的情况。同时，由于他们的工作效率，我三个小时就在吴江经济开发区由六个自然人，由政府牵头，投资一千万，这就是苏州杰成留在中国的初始原因。同时，由于我们中国的有刺绣，我觉得呢人工瓣膜是靠手工缝制。如果在一个有刺绣非常高质量的缝制艺术品的地区，能够把这个生物心脏瓣膜造出来，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对我们国家艺术的一种弘扬。

中国网：那三位专家刚刚也介绍到从2014年到现在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到临床实践当中了，并且也获得了很好的回馈。那三位专家认为这款产品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患者来说，包括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三位在实际的临床实验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巍：我来自于阜外医院，我们现在每年的手术量，心脏外科的手术量是在15000多例，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中心。尽管如此之大的手术能力，也不能完全解决病人的需求，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人来就诊，他不能耐受我们刚才所提到常规的体外循环下的开心手术。举两个例子吧，我们做这个J-Valve的前两个病人都是老年女性。

第一个病人是我们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的一个老护士，大概是78岁。这个人大概是主动脉瓣病变的历史大概有40年，因为她自己是个医务工作者，她自己明白这个心脏手术的风险，特别是早年她一直在畏惧这个手术，一直在拖，在等。到出现了心衰，她自己就是由于这种疾病的折磨，她又来到医院，就是想去做这个手术。可是因为年龄大，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竭，所以体外循环手术应该说是做不了或者说风险很高。正在这个时期这个瓣膜的出现，我们跟她谈，征求她意见。因为创伤小嘛，她就欣然接受了，也顺利的做完了这个瓣膜的植入，出院回家。

第二个病人是来自于山东的农村，大概也是77岁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就是个当地的一个乡村医生，也是这种，就是错过了手术时期，惧怕手术。但是随着病期的拖延，心功能越来越差。就是她已经耐受不了这种难受了，她就多方求医，就是当地医院也不给她做，认为她已经安全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时期最起码。而且医生也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也没给她做，一直把她就是介绍到我们这儿来。同样，由于这个产品的出现，给这个老太太做了手术，相当高兴。就是说这种瓣膜还是有效的解除了的病人的病痛。

郭应强：我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们医院是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一个综合性的医学中心。那这个产品的话，实际上从2014年在我们华西医院开展以来的话，其实无论从我们医生还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都有很多体会可以谈吧。

第一，从我们医生来讲，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总谈到的，我们从最开始的只能做一些就是说非常常规的开胸或者一些小切口手术的这种层次，一下子通过这个瓣膜在我们心脏外科的实施或者临床实践，然后拔高到这个我们可以在主动脉瓣方面全球领先的一个水平。那无论是在总的病例数量，还是在刚才大家谈到的属于关闭不全的这种非常特殊的这一类疾病数量方面，我们都是一个单一产品，最大量的一个中心之一。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技术培训，以及在国内国外的一些影响力方面实际上对我们中心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想的话，我想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使用是对我们一个医生来讲所能够带来的一些意义吧。

那另外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从团队的角度来谈，另外是从团队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这个临床实践的，试验的实施，在我们华西医院组建起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因为以前咱们心脏外科手术就是一个外科医生带着一帮人干活。那现在我的理解就是说一帮人帮着外科医生干活。所以外科医生可能在其中是一个角色，但是你并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就是非你莫属，或者说是你完全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的。因为这个手术必须是一个很大的团队，我们这里面需要包括心脏的内科医生，还需要包括我们介入的医生，然后还有我们的放射科和影像的医生，同时还有我们的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

我们在一起必须要一起来了解这个整个手术实施的每一个步骤的细节，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手术怎么来实施。那这跟我们以前的工作方式或者生产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团队合作来推动一个技术的发展，这跟我们以前的常规技术是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临床试验的实施也促进了这种团队融合，大家互相了解，去了解一些你从来没有接触的各个领域的技术。另外，从患者的角度来讲我必须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刚才王主任也举了一些例子。我想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一个78岁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闭不全，那关闭不全，当然国内之前也在做一些，他们的一些临床实验，当然只能做狭窄。所以这是一个78岁老太太关闭不全，然后这个人在我们的心内科住院的时候，这个人几乎是已经不能下床活动，她已经没法下床了，她每天只能睡在床上。

然后刚好遇上我们这个瓣膜来做临床实验，我们就去找到这个病人。我们就跟她谈，我们说可以用这个瓣膜来治疗这个疾病。老太太就是觉得OK，你们只要能治我怎么都行，反正现在就是那种求生的欲望就非常的强烈。我们当时实际上心里也没底，我们觉得OK，这种病人像以前我们的开胸手术是绝对不会上去的，这种病人上台多半就是有去无回的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们也经过大家一起讨论，包括跟公司的一些协商，然后最后碰到还是给这个病人做。但做完以后我觉得让人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惊奇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病人，我们当天晚上把气管插管拔了以后，这个病人第二天就在监护室里面，我们本来还打算让她在ICU再多观察几天。然后第二天这老太太一跟我讲，郭医生，我觉得这监护室里面太吵了，我得回病房去。

然后老太太就从床上直接就爬起来，直接从床上就起来了。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瓣膜植入进去以后给他带来的好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而且很快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这种的话我觉得，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我们也喊她来参加过一些采访，那个病人就感觉到特别好。现在我们这个手术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整个的自己感觉就非常的好。我觉得从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就是说以前一些我们外科的常规手术根本就不能涉及的一些患者，通过这个技术的话，可以让患者有机会来接受治疗，而且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康复，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魏来：我也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其实一个医院要能够开展这个新的技术，除了要感谢医生，感谢医疗器械，感谢先进的医疗器械的提供商，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患者。我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心脏中心。但是我们在2014年以前，虽然我们已经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进行心脏的瓣膜手术，从2009年开始进行微创的心脏瓣膜手术，所谓这个微创心脏瓣膜手术是减小患者胸壁的切口长度，减少病人胸骨的损伤这么一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能够做到让心脏不需要经历体外循环的创伤，仍然需要心脏要停下来，这种微创心脏手术。但是从2014年，自从有了J-Valve这个产品选择中山医院作为我们中国临床试验的三家中心之一，对我们开展这个新的技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和触动。

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说就是要感谢患者？我们第一例病人，和王主任那个病人有点相类似，我也是第一次听王主任说他的第一例患者，那么我也谈谈我这个第一例患者。79岁的一个老太太，非常矮，大概只有一米五甚至还不到一些，体重大概只有40公斤，非常瘦小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同样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她是上海曙光医院的一个老护士，好像是手术室的一个老护士。

她经历了很多年的心慌、心悸、早搏、心衰，但是因为她年龄太大，所以她提出她想要做心脏手术，包括他们曙光医院他们自己也是可以做心脏外科手术，没有办法给她做。然后到了上海的几家医院去就诊，去求医，也都觉得年龄太大，风险太高。包括她有好几个子女，都反对她来做，她最后找到了我们中心的心外科主任王春生主任，然后她是自己来的。然后几个子女一听说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手术都是摇头，都反对她。

但是当王春生主任跟她介绍有这么一个新的技术可以在她身上，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是我们的第一例。虽然我们在动物身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动物实验和研究，但是对于人，在我们中心还是第一例，你愿意吗？老太太下定决心，我愿意做，子女都反对，老太太说我自己来签字。你们不了解我的痛苦，她对她的子女说你不了解我的痛苦，你们都不了解，我自己非常难受，这个手术可能是救治我的最好的，可能也是现阶段唯一的办法，我愿意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也愿意为这个，我自己是护士，我也愿意在最后晚年为医学事业做些贡献，所以她就接受了我们的这个手术，非常顺利。我记得非常清楚，2014年的5月17，我们做了第一例手术。做完以后手术非常顺利，没有碰到任何的问题，碰到任何的障碍，完了以后她的子女一下子就改变了对这个手术，对这个技术的一个看法，后来那个老太太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随访，现在两年多了，接近三年了，都非常好。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一个87岁的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当时是我们第六例还是第七例，他是当时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病人，第七例是年龄最大。我们也跟他谈了风险，因为我们当时经验也是非常有限。老先生自己写下来，我如果一旦手术发生了意外，发生了情况，我愿意将我的遗体捐献给中山医院，你们把我的遗体解剖，把心脏打开，你们去研究到底这个瓣膜适不适合我这种病人，如果说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自己这个写下来，当然这个病人最后都非常满意的出院，但是从中我也借这个平台非常感谢我们的患者。是患者从另外一个方面使得我们这个新技术的开展，同时也是促进了整个医疗水平的提高。当然，反过来也是为广大的社会，为广大的其他的患者积累了经验，其实是对整个中国的医疗社会、医疗环境，这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还有一例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也希望要谈一谈的就是在2015年的下半年，我们做了一例84岁的一名患者，这名患者是在14年以前，也是请我们王春生主任做了一例，做了一个生物瓣的置换，他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在他70岁的时候，当时是心脏里面主动脉换了一个生物瓣，但是大家都知道生物瓣它是会衰败的。结果14年以后，原来的老的生物瓣已经衰败掉了，已经毁坏了，现在又出现了重度的反流。这种病人我们常规是要进行，对于一个84岁的病人，做第二次的心脏瓣膜手术，再一次打开，再一次心脏再停下来，里面的组织都粘连在一起，希望把这个心脏要分离出来，把瓣膜找到，切掉，再换新的瓣膜，难度是可想而知，这个手术可能中国绝大部分的医生都不愿意或者是不敢去做，风险太高。但是有了这个技术，我们这个手术大概只做了一个小时不到，整个手术。从开始到最后结束，手术非常满意，这个老先生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好，每年都来随访，来重新看。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以前中国的病人更多的是愿意接受机械瓣的置换。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机械瓣可以用一辈子，它不像生物瓣膜，生物瓣膜是有衰败的可能性的。但是机械瓣膜可以用一辈子，所以对于中国的80%以上的病人都愿意选择机械瓣，他不愿意选择生物瓣，今后过了十年，衰败了以后，还只能来接受第二次手术。但是自从有了介入瓣，特别是有了J-Valve这种介入瓣，对于反流的病人非常适合的介入瓣以后。我们外科医生可能更愿意去给病人采用生物瓣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年轻病人，50岁或者60岁不到，这个病人情况还不错。这个时候你去选择生物瓣还是选择机械瓣？生物瓣对于病人生活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问题是十年以后可能会衰败。

但是一旦有了这个介入瓣膜，病人只要接受一个非常小的创伤，通过我们那个例子，非常小的一个创伤就可以再一次换一个新的瓣膜，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风险。外科医生和患者，可能更愿意在第一次这个手术就使用让自己生活质量更高的生物瓣，所以这个也是对整个心脏外科的观念，医生的观念，病人的观念可能是个颠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中国网：其实我们想问三位专家，我们想通过你们在实践当中的病例来了解这款产品它的优势，那优势我们已经听到了，可是我在三位举的案例当中更多听到的是一种感动和温暖。那三位举的病例更多的都是，让你们印象深刻的都是一些高龄的这个接受手术的患者，那我相信能够让你们印象深刻，并且举的都是高龄患者，首先代表以往来说，因为他年龄的问题，他是高风险的，像三位刚才也介绍说很多他们的家人也好，自己也好，都是从医工作者，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手术，除了对这个技术的信任，其实也是代表着对医院的信任，对于医生的信任，以及对于你们手艺的，这个技术的信任。

所以我们听到之后，从这个案例当中不仅了解了这项新的技术，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这样一种相辅相依的一种温暖和感动。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真的。那其实我们更多的人可能没能见到手术台上的一些让我们形容感觉很血腥的一些画面。但其实站在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上，每一次手术应该对你们来说都是一项大的工程，甚至是一场战争。因为它关乎着性命，它可能跟其他的工作有所差别。

可能其他的工作是做好分内的事情，而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站在岗位上的那一刻就相当于是在准备战斗。在这里也真的辛苦三位专家，谢谢。那刚才三位专家分别介绍了他们在临床实践当中自己亲身的一些深刻的体会。那您作为，想请问张总，您作为这款J-Valve的发明人，您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这款创新式的发明，在整个临床实践当中给患者也好，给医院，给医生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希望和提升帮助，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张极：其实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实际的临床意义，也就证明了这款发明确实像我想象的那样，给很多高龄疑难患者带来了福音，这也正是我发明的意义所在。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跟病人说你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那么由于这个新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我希望将来J-Valve能给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中国网：据新闻报道说，在加拿大温哥华已经开始使用J-Valve这款产品了，并且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菲女士也给予了这款产品极高的评价。她说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制造的高科技医疗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使用，那想请问四位嘉宾，这款产品它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王巍：介入主动脉瓣从开始有雏形到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大概20多年，从1989年开始，有一个荷兰医生安德森开始有这个想法，制造出一个雏形。在动物身上成功，一直到2002年，2002年在人的身上成功到现在，30多万病人接受了这个治疗。这个产品实际上是在一代一代的改进，这个产品是越来越好，倂发症越来越少，从安装上越来越容易，越简单。我相信这个产品将来，去年在美国的FDA已经开始批准应用于中低位病人了，那说明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产品它的并发症是少的，它可以满足一些轻症病人的需要。而且将来不光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可能很多瓣膜病都可以通过这一类的产品或者这一类的技术去解决。

我们自己现在的目标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在应用当中感受这个产品的优势，同时感受这类产品的缺点，反馈给企业，同时改进这个产品，让它越来越适合于临床的需要，越来越适合于病人的需要，能切实解决这个病人的实际问题。而以微创去代替我们那种所谓常规的手术，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福音。

郭应强：介入瓣膜这个产品作为一种，我所理解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微创产品，是因为它真正的完全摒弃了这个体外循环对人体所带来的损伤。所以其实作为我们医生也好，从患者来讲，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能够在无创的情况下来进行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介入瓣膜都是基于现在的X光射线的透视下来完成的一个技术。那即便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摒弃了体外循环这么大的一个创伤，然后把我们的切口变的越来越小，或者说已经没有切口。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背景，我们一定要在射线的辅助下来做这个手术。

那实际上来讲这个技术的发展，如果说你有足够的简单和足够精确的定位来完成这个，那我们逐渐把这个放射线的损伤也可以摒弃掉，我们可以以后可能会在超声或者说更多的这样类似于超声这样真正无创的一种引导技术下来完成这个手术。那实际上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介入瓣膜从它最开始应用于人体到现在为止也就是15年的时间，那相对于整个我们一个医疗技术发展的这种历史长河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很多医疗技术在最开始应用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大家觉得它是不可能的，或者它完全就是一个谬论，或者有些人会认为它是好的不得了怎么着的。

但事实上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我们经过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验证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对这个技术进行改进，一方面可能会去否定一些过去认为是成功的技术，也会去重新纠正一些过去认为是失败的技术来重新应用。实际上这是基于我们对这个疾病的理解，基于我们现在这种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辅助技术的一些发展来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瓣膜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至少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多的主动脉瓣患者被J-Valve到这个技术里面来，可以接受这个技术的治疗，能让患者很小的创伤得到最有效的一个治疗。至于未来有更多的，比如我们心脏有四个瓣膜，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和三尖瓣，那其他的瓣膜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来看到，从主动脉瓣的角度来讲，它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二尖瓣会怎么样呢？现在逐渐也在出现一些二尖瓣的一些产品，那包括三尖瓣，包括肺动脉瓣，还有以前已经做过一次瓣膜手术的病人能不能再应用一种新的技术来进行治疗方面，我觉得都会进行一些很好的发展。因为我觉得尤其在咱们国家，随着现在这种工业技术背景的大幅度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被牵涉进来。

所以也是让我们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样的治疗，就刚才咱们最开始提到，咱们有那么多的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事实上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这是我们国家的责任，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责任。

魏来：其实介入瓣膜，特别是介入主动脉瓣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产品不断的更新换代，可以说后一代的这个产品都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上面取得成功。包括J-Valve这个瓣膜，我相信张总在发明的时候一定也是借鉴了以往的各种介入瓣膜的一些成功经验，失败的一些教训，那么才开发出现在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款产品。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据我所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现在还有像雨后春笋一样的新的公司正在开发他们自己的一些新的产品，这个可能也会给J-Valve这个瓣膜造成一系列压力，但是张总我相信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他也在不停的思考，在琢磨，如何让他的这个产品能够适应更多的病人，能够更简单、更快速、更安全、更有效。我相信可能再过几年一定还会有更好的产品能够献给我们中国的病人。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其他的瓣膜，包括二尖瓣，二尖瓣可能是下一个将要去突破的一个方向，中国有大量的二尖瓣的病人，反流的病人没有办法接受常规的外科手术治疗，这个是另外一个中国医疗界、心脏外科界需要去突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新的技术的开发其实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刚才郭应强主任谈到了就是团队的提高，新的技术给病人，在改善病人生活质量，但其实是任何一个创新对既往存在的已经成熟的手术技术的一个挑战。原来可能认为这个新的技术是不可能的，甚至可能是列为禁忌式的，但是我们一步步把原来手术的一个禁忌式，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来做这个新的技术，能够变成做手术。这个就会给原来的一些医疗的规则，一些制度，会造成的一些挑战。这个可能也是政府监管部门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如何既能够有不停的创新，但是又能够让这种创新在更安全更规范的条件下进行。而不能因噎而废食，因为有各种创新存在，而这些创新是对原来的挑战，我们存在一些风险，我们就把它完全禁止掉。只要有风险的东西，我们都不愿意去让它存在，让它去发展，这个其实对整个医疗行业是不利的，其实也是对整个患者是不利的，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张极：作为一个心脏外科大夫出身的新技术发明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企业家也好，我觉得我正在努力，也必将会给我们的病人，给医生，给社会带来新一代的医疗产品，不断完善我们现有的医疗技术，从而满足新的医学挑战。

中国网：感谢四位嘉宾做客中国访谈。科技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而从医工作者，他们的一小步，意味着人类接近健康又迈向了一大步，我们常把医生形容为白衣天使，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来到演播室，也非常感谢更多的白衣天使为人类带来健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